“诗圣故里”原本就是少陵原_陕西历史博物馆

杜甫的十三世祖为西晋著名的大将军兼大学者杜预，官居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坐镇襄阳。他同时是著作丰富的大学问家，尤其以研究《左传》著名，自称有“《左传》癖”，所著《春秋左传集解》为千古流芳的经典名著。在《晋书•杜预传》中明确记载“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可以说少陵原本是杜甫的祖籍所在地。杜甫因曾祖杜依艺为官到巩县不久殁于巩县令任上，只能说巩县是杜甫的出生地。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中进士后入朝为官，为唐初著名大诗人，“恃高才傲世见疾”官至膳部员外郎，一生在长安做朝官。在唐书本传中虽溯源远祖杜预居官之地襄阳，记载为“襄州襄阳人”，而在《唐才子全传》中则直接记载为“审言，字必简，京兆人”。杜甫的父亲杜闲也长期在京城长安附近做官，曾任武功县尉，终于奉天（今乾县）令。在《旧唐书》杜甫本传记载：“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前“本襄阳人”是以远祖杜预居官之地为籍贯，后徙河南巩县指杜甫出生于此。因为《旧唐书》编写粗疏，错讹较多，且繁简不当，所以欧阳修才决心重新编撰《新唐书》。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删除了《旧唐书》这段关于杜甫籍贯的记载，显然对此不予认同或置疑。而此后辛文房在《唐才子全传》中另直接记载杜甫的籍贯为长安“京兆人”。通过正史记载异同就可判断杜甫故乡在何处。

进一步分析，杜审言一生在朝为官，杜闲任奉天令多年终于任上，在京城长安应有居处产业，而且就应在其祖籍杜曲杜陵原一带。在唐代时称“城南韦杜、离天尺五”，唐代杜曲杜家的名人辈出，如写《通典》的三朝宰相杜佑，写《阿房宫赋》的大诗人杜牧等。杜曲少陵原本是唐朝时高官显贵聚居之地，当时在京城长安“居大不易”，而这里则更是“高尚社区”的住宅区。可是，杜甫却于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一到长安就住进少陵原，并且一住就是十年。在他科举不第、求官不成，穷困潦倒，甚至到了“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酒债寻常行处有”的地步，诗中写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穷困窘状，却从未在诗中说过租房赁屋之事，更无在此卜居建宅之事，说明他是继承有祖父和父亲留下的房屋田产。这决非笔者臆测，杜甫在《曲江三章五句》哭穷发牢骚时还写道：“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以杜甫当时经济困窘状态不可能自己买田产，只能是继承着祖上房屋田产。杜甫在太子家令李炎来访时作《夏日李公见访》诗中说到自己居处“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而“类村坞”正说明不是一般的村坞。当然，其祖父杜审言虽为朝官，而其父杜闲为七品县令，给杜甫留下故居房屋不会太好也可能年久失修，与周围高官显贵的豪宅相比已经破败不堪，他才在诗中感叹“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所以要移居南山边了。杜甫晚年流寓外地时感叹“杜陵远客不胜悲”，怀念“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原”、“吊影夔州僻，回肠杜曲煎”等大量怀念秦地故乡家园的诗句，甚至在成都草堂安居七八年了还发出“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的誓言。而在煌煌杜诗一千四百余首中你几乎找不到他怀念出生地河南巩县的诗句，说明杜甫一直把祖籍少陵原作为自己的故乡。另外，在少陵原畔杜公祠所立《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祠堂记》碑文也认为诗圣故里就是在这里。

再从古人名号称谓也能说明这一点，古人常以故乡故里的郡望为名号，如韩愈称韩昌黎、柳宗元称柳河东等，可是杜甫一直自称“少陵”、“杜陵布衣”、“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流落外地及江南时便自称“杜陵远客”，诗集也以《少陵集》命名。而从未以生地河南巩县郡望称杜中州杜中原或杜巩县之类，也能说明杜甫从不承认自己是河南人，而一直是以少陵原为祖籍和故乡。

综上三方面所述，少陵原定为杜甫“诗圣故里”应毫无疑义。杜甫一生坎坷，诗风沉郁苍凉、雄浑瑰丽，居少陵原十年在创作上正是黄金时代的旺盛时期，诗作如霞飞满天。可是杜甫晚年流寓成都草堂仅数年，而成都杜甫草堂却名满天下；可是“诗圣故里”少陵原边的杜公祠声名却远远不如。现今西安开发少陵原，应认真打好“诗圣故里”这张文化牌，宣传扩大杜公祠在全国的影响和知名度。